普济除疫二线方兼议圣散子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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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文人多知医，故有大量文人医著传世，尤以宋末学者选录苏轼与沈括手集方合编之《苏沈良方》著称。书中不乏传世妙方，其中“苏氏圣散子方”历来则毁誉参半。

该方来历在宋人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甚详，“子瞻在黄州，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，得仲景意。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，初不见于前世医书，自言得之于异人。凡伤寒，不问证候如何，一以是治之，无不愈。子瞻奇之，为作序。比之孙思邈三建散，虽安常不敢非也，乃附其所著《伤寒论》中，天下信以为然。”

但叶氏尖锐地指出：“疾之毫厘不可差，无甚于伤寒，用药一失其度，则立死者皆是，安有不问证侯而可用者乎?”并记录了“宣和后，此药盛行于京师，太学诸生信之尤笃，杀人无数。今医者悟，始废不用。”可见该方起初应用颇有验，以致于伤寒大家庞氏亦不敢非之，然而到北宋末年，此方一度“惹祸”，渐被时医弃置不用。

因此后世医家多认为该方之收录是苏氏败笔，如明季俞弁《续医说》：“昔坡翁谪居黄州（在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）时，其地濒江多卑湿，而黄之居人所感者，或因中湿而病，或因雨水浸淫而得，故服此药而多效，是以通行于世。”但“方中有附子、良姜、吴茱萸、豆蔻、麻黄、藿香等剂，皆性燥热，反助火邪。”

那么该方是否真的一无是处？实则中医制方各有式法所依，式法不同，则不可同一而论。南宋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一语中的——“此药以治寒疫”，已经将机要道尽。黄州地处湖北，民多中湿而病，该方立义正在于此，诚转阴出阳之良方。观伤寒式法之用在于六经表里，而圣散子方立法与伤寒所用式法不同，故宣和间医家以伤寒法理解应用，可知其无益反害，若更逢温热流行，则鲜有不杀人者，可见中医治学之难，而非方之不效。

沈谦益先生弟子赵阳试解该方之原旨：麻黄、细辛透阴中邪气；独活引猪苓、茯苓、泽泻去肾中郁水，使从膀胱而出；菖蒲通九窍打开道路；高良姜温肝胆之路，从阴转阳以发热，用柴胡、芍药、枳壳开通胆腑，后用防风、藁本散邪透表；白术利腰脐，因胃为肾关，以协调脾肾；甘草引厚朴、藿香、半夏、豆蔻去脾胃中滞留之湿，杏仁开水之上源，黄芩、石膏去肺和脾胃之热。此方专擅治不发热或发热不明显之寒疫，是其妙用！当下武汉疫情同样存在部分患者发热不明显之特点，故该方大可参考，以为普济法之二线方剂。

临证要点：此方为前面普济除疫一线方用药24--36小时后效果不理想时候的二线用药，舌质不红绛者，用圣散子方加味。舌质红绛者，重症发热病人可用普济除疫一线方，生石膏3～4倍用量，酌加寒水石常量。

圣散子方加味

草豆蔻（炮）40g、猪苓、石菖蒲、高良姜、独活、麻黄、厚朴、藁本、芍药、枳壳、柴胡、泽泻、白术、细辛、防风、藿香、姜半夏各20g、制甘草40g、枯芩20g、茯苓20g、杏仁20g、生石膏60g。

为粗粉，每服15克，水毫升（约三纸杯），煮取毫升（约二纸杯），去滓热服。余滓两服合为一服，重煎，空心服。

附：普济除疫一线方

藿香、厚朴、杏仁、茯苓、陈皮、神曲、麦芽、甘草、大腹皮、紫苏、半夏、白芷、桔梗各等份。不发热加草果，发热加石膏（倍量）黄芩。上为粗末，每用15克，姜三片、枣2枚，水煎服。或者用科学中药颗粒剂，按浓缩比用药。频服，以知为度。小儿酌减。

（拓展阅读：《献出中医除疫方，中医智慧护佑中华儿女！》）

讲者简介

张驰，男，年出生，籍贯吉林省长春市，民革党员。长春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教师，民革党吉林省直中医药支部支委，颐仁青年中医会理事，世界中医联合会青年中医培养工作委员会理事，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传承与创新联盟理事。

年就读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，同年师承昆仑医宗沈谦益先生，传承孙真人一脉四部九家学术。研究生攻读长春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王军教授硕士，参研《伤寒论》教法。年留校任教。

著有《新刊四海同春疏注》（学苑出版社，），《中医五运六气全书》（世界出版集团，），《伤寒论钱塘章句疏要》（学苑出版社，）。主持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：“伤寒气化学派理论传承与研究”（结题，项目编号：-wt2）

自年初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传统诊疗中心出诊，临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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